在异国被性骚扰了怎么办？期货配资线上
2024年，中国留学生刘洋在马来西亚留学期间，频频收到同学院同学肖奇带有性骚扰意味的微信消息，以及带有色情暗示的视频，不堪其扰。刘洋分别在国内与马来西亚起诉肖奇。
2025年2月，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驳回了刘洋的诉讼请求，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行为构成性骚扰”。刘洋不认同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2个月后，马来西亚反性骚扰仲裁庭（TAGS）作出相反认定，裁决肖奇构成性骚扰，要求其向刘洋道歉。
2026年6月，案件迎来第三个结果。成都中院的二审撤销了新都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同时驳回刘洋的起诉。二审没有重新判断肖奇是否构成性骚扰，而是认为案件应当适用马来西亚法律，“TAGS反性骚扰法庭作出了支持刘洋诉求的终局裁决，针对同一事实，刘洋无权也无需再次提起民事诉讼。”
对刘洋来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有效判决判我输，但我有一份判我赢的判决书。”不过她至今没收到肖奇的道歉。二审裁定也没有让纠纷结束，据刘洋代理律师万淼焱介绍，肖奇已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一场性骚扰事件，先后经过两国的三次审理，留下的不只是“性骚扰是否成立”，另一个问题是：当境外裁决已经作出，如何才能真正抵达当事人？
“如果认为我言行不当，为什么还在微信中与我继续互动？”
2024年3月，刘洋初到马来西亚国立大学读书时，在校方组织的体检中认识了许多同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一一加了微信，其中也包括肖奇。在聊天中，她得知肖奇跟自己不仅同属一个学院，也刚入学。
刘洋记得，肖奇彼时的室友是一个已婚的女博士，还帮对方拎包。“我本来以为他们是两口子。后来发现不是。”刘洋时不时收到肖奇的消息，问她吃饭了没，能不能去她实验室看文献。那时她觉得，“这个人热情、爱聊天。”
两人认识半个月后，肖奇在微信上约刘洋去吉隆坡玩：“吃火锅、逛街，和本地人用英语沟通。”3月30日赴约后，刘洋才发现同行的只有肖奇和自己。两人穿过商场办地铁卡，其后一起吃火锅。
据刘洋回忆，席间，肖奇开始说一些奇怪的话：“和男人接吻皮肤会变好哦。”他还建议刘洋做他的情妇，邀请她去其住所过夜。刘洋都拒绝了，并表示自己已婚。她反问肖奇：“你没结婚吗？”肖奇说自己已婚，还有一个儿子。
当晚分别后，肖奇发来的消息也开始越界：“满脑子都是你，咋办？”“早点休息，梦里再想你，晚安。”隔天上午，他又让刘洋删除这些信息，“就当没发过”。
在《南方人物周刊》获取的聊天记录中，肖奇曾几次邀请刘洋搬去和他一起住：“刘洋若住我这里，就好了！大房带内卫，不仅给你免房租，包生活，陪你去图书馆看书，打球，逛街，还免费为你找文献。反正一个人住着也是住着。”他还说，房间如果租给男生，租金是900马币；租给女生，则按照长相定价，刘洋属于“不仅不收费还可以倒贴的级别”。
▲肖奇转发了一段男子给女性按摩的视频，刘洋称如果她在，“这个服务我是免费提供的，质量比他这个好” 图/受访者提供
一次租客看房后，肖奇表示不喜欢对方，随后转发了一段男子给女性按摩的视频，称如果刘洋在，“这个服务我是免费提供的，质量比他这个好”。刘洋大多时候保持沉默，只回复在她看来不算“越界”的消息，比如肖奇请她帮忙应付老师的“抽问”。
刘洋并未立刻拉黑肖奇。“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同届同学院的中国学生。”上课时，老师曾将两人分在一组。“出门靠朋友嘛，还是希望有什么事能互相交流一下。”刘洋说，“我不想撕破脸。”
但回避并未让肖奇停止发消息。4月3日，刘洋回复：“你再这样我拉黑你。”肖奇随即回复：“好，刘洋不生气哈，我不这样了！”此后，肖奇又发过几次消息和视频，嘱咐刘洋不要和不熟悉的人一起旅行，“但和我还是可以的”。刘洋将其拉黑。一阵子后，为了准备诉讼材料、向律师展示原始聊天记录，刘洋才将肖奇移出黑名单，这时肖奇已经把自己的号删除了。
▲肖奇说，房间如果租给男生，租金是900马币；租给女生，则按照长相定价，刘洋属于“不仅不收费还可以倒贴的级别” 图/受访者提供
后来进入诉讼程序，刘洋是否表达过拒绝，成为双方争执焦点。
肖奇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性骚扰，属于“友好交往期间的正常交流”。他提出：“如果认为我言行不当，为什么还在微信中与我继续互动？”
在刘洋看来，不回复本身就是拒绝。“如果别人给我发消息，我一直不回，已经是很难看的应对方式了。”
还在国内工作时，刘洋也遇到过令她不适的暗示。有次男同事顺路开车送她回家，途中突然“动作很大地”关掉行车记录仪，说想和她“说说话”。她让他重新打开，“别一会儿出事说不清”。对方此后没有再提这件事。过去的经验让她相信，这样既“已经向对方表达过反感”，也给彼此留下体面。
她没想到，自己的沉默和回避，后来会成为肖奇否认性骚扰的理由。
“是不是我拒绝得不够明确？”
拉黑肖奇之后，刘洋“越想越觉得恶心”。
她并非一开始就决定诉诸法律。最初收到那些信息时，她想过告诉导师，又担心事情闹大后，“可能自己比对方还先走人”。她不敢冒险，只想顺利毕业。
2024年夏天，放暑假的刘洋回到国内，和丈夫郭磊一起联系律师，咨询这些微信信息是否构成性骚扰。
她决定起诉，一是想要肖奇的道歉，二是考虑到肖奇的职业。肖奇原本是一名高校教师。刘洋担心，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肖奇和他的学生之间，学生相对弱势，或许比自己更难直接拒绝。“我可以选择离他远一点，但学生不能选啊。”
母亲听说后很紧张，劝刘洋算了：“到时候别人背后搞你怎么办？”
几个经历过职场性骚扰的朋友也不支持，其中一个在高校工作的朋友甚至说，自己不止一次遭遇性骚扰，从未追究，“你这都不算什么。”
刘洋说，除了丈夫郭磊，“谁都不支持我。”一审代理律师杨小庆查找了数起类似案件，告诉郭磊，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这个案子既然起诉了，就必须胜诉，否则那些‘勾引’‘诽谤’的说法，反过来都会落到她身上。”郭磊说。
2024年9月，刘洋向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请求判令肖奇公开道歉、支付精神损失赔偿1元，并承担5000元律师费。此后数月，因材料不齐、管辖依据等问题，刘洋几次提交起诉材料，案件均未能正式立案。
刘洋一度以为“法院不会受理了”。2024年12月，她在马来西亚律师沈姿颖的建议下又向当地反性骚扰仲裁庭（TAGS）提交申诉。“我们以为国内告不了，才决定在马来西亚起诉。在国外那边交了钱、启动程序之后，国内又立案了。”
2025年2月20日，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刘洋当时身在马来西亚，由郭磊和代理律师到庭。肖奇当庭否认自己性骚扰，辩称刘洋曾向他索要奢侈品，称他“肖哥”，态度暧昧，是率先越界的一方。刘洋方否认了上述说法。
当日，新都区法院作出判决，认为肖奇在微信中提及“希望刘洋住过来、包生活、一起旅游”等内容，“虽然带有一定的亲密性”，但按照社会一般认识判断，“并未直接涉及性行为或性本质的露骨描述，也未明确表达性胁迫或性威胁的意思”。
判决书指出，刘洋虽曾表示“再骚扰就拉黑”，但双方此后仍存在微信互动，刘洋“并未实际拉黑或明确终止联系”。结合肖奇不存在聊天之外的其他骚扰行为，法院认为难以认定其构成“持续性的性侵害”。刘洋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肖奇的行为构成性骚扰，也无法证明这些行为让刘洋遭受了严重精神损害。据此，法院驳回了刘洋的全部诉讼请求。
▲2024年4月3日，刘洋说出“你再这样我拉黑你”后，肖奇回复“我不这样了”，此后仍继续发送信息和视频 图/受访者提供
虽然一直信任妻子，一审判决结果还是让郭磊有点懵：“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她没有完完整整告诉我？”庭审中，肖奇讲述了一些郭磊此前没听过的情节，他也开始问妻子，为什么没有更早拉黑肖奇。两人为此闹了别扭。
“我真的做错了吗？是不是我拒绝得不够明确？”刘洋一度非常低落。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几次致电肖奇，对方均未接听。随后他在回复记者采访邀约的短信中称：“对方提供内容严重失实，本人不予认可，已委托刑事律师处理，若贵方擅自发布，本人将依法追究全部法律责任。”
反性骚扰仲裁庭的胜诉
2025年2月24日，马来西亚反性骚扰仲裁庭（以下简称“TAGS”）开庭审理刘洋的申诉。听证会持续了两天。首日，肖奇并未到场，次日才出席。
提交申诉前，刘洋并未听说过TAGS，身边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协助她准备申诉的马来西亚律师沈姿颖，是郭磊在社交媒体上找到的。“TAGS（2025年）3月才开始运行，我们对它了解有限。律师建议我们尝试这个途径。”郭磊说。
沈姿颖还建议刘洋向学校投诉，学校在调查认定性骚扰成立后，可以对涉事学生作出一定期限的停学处分（记者注：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性骚扰投诉处理与预防政策及行为守则（2021年修订）》适用于教职工、学生以及与学校有往来的校外人员）。刘洋照做了，但并未收到回复。
TAGS出现以前，马来西亚有关性骚扰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劳动、刑事和通信等领域。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法学院副教授Zaiton Hamin等人在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指出，2012年修订的《雇佣法》要求雇主调查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投诉，却没有赋予投诉人向骚扰者或雇主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发生在工作场所以外的性骚扰，也缺少专门的救济渠道。
马来西亚女性权益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推动反性骚扰的专门立法，努力了二十余年。2022年，《反性骚扰法》（Act 840）获得通过，并规定设立反性骚扰仲裁庭。2024年3月8日起，TAGS开始受理当日及以后发生在马来西亚的性骚扰投诉。
与普通民事诉讼不同，TAGS听证不向公众开放，除非案件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双方原则上不能由律师代理，而要自行出席和陈述。根据《反性骚扰法》，仲裁庭应尽量在首次听证后的60天内作出裁决。
马来西亚律师纪慧仪曾在该国首宗针对TAGS裁决的高等法院司法审查案中，代理原投诉人应诉。她告诉《南方人物周刊》，TAGS的程序相对简化，时间和费用成本也相对较低。“如果是事实比较直接、证据也充足的性骚扰案件，TAGS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当事人面临现实的人身安全风险，希望申请禁止对方接近的禁制令，纪慧仪通常建议考虑普通民事法院，因为TAGS无权作出这类命令。
与国内诉讼一样，刘洋和肖奇之间的争议再次聚焦于：刘洋有没有表达过拒绝。
根据马来西亚《反性骚扰法》，性骚扰不限于身体接触，也包括以言语、非言语、视觉、手势等形式实施的、具有性意味且不受欢迎的行为。如果相关行为使人感到冒犯、羞辱，或威胁其身心健康，就可能构成性骚扰。
听证会上，肖奇承认相关微信信息和视频由自己发送，但称自己当时对刘洋产生好感，刘洋也经常与他互动，并未表示不适或反对。他不认为这些内容构成性骚扰。
综合比较双方的陈述和证据后，仲裁庭认为，刘洋的陈述与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肖奇在刘洋不回复时，仍继续询问她在哪里、正在做什么。刘洋为了避开他，曾不去实验室，改到图书馆学习。肖奇也曾在微信上向刘洋发送红包，刘洋并未接受。
4月3日，刘洋说出“你再这样我拉黑你”后，肖奇回复“我不这样了”，此后仍继续发送相关信息和视频。裁决书写道，肖奇声称自己对刘洋产生好感，并不意味着他有权持续发送那些被对方视为骚扰和冒犯的信息与视频。
裁决理由还援引了马来西亚工业关系法院（Industrial Court）此前处理的数起职场性骚扰案件。其中，文字信息、不受欢迎的称呼和反复邀约，都曾被认定为言语或者心理层面的性骚扰。刘洋印象很深：“重点是，那些话都违背了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无论受害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标准都一样。”
2025年4月10日，TAGS作出裁决，认定肖奇在2024年3月30日至4月11日期间向刘洋发送相关信息和视频的行为构成性骚扰，要求他向刘洋作出道歉声明。
▲2025年4月10日，TAGS作出裁决，认定肖奇在2024年3月30日至4月11日期间向刘洋发送相关信息和视频的行为构成性骚扰，要求他向刘洋作出道歉声明 图/受访者提供
根据《反性骚扰法》，TAGS 的这个裁决对双方都有最终效力，可以当作法院的判决来执行。不过，如果仲裁庭未处理所有相关争议，或者裁决效力存在不确定、含混之处，并因此造成实质不公，当事人仍可依法向高等法院提出挑战。
2026年6月，吉隆坡高等法院首次审查对一项TAGS裁决的挑战，并维持了原裁决。该案中，一名男子将前女友的私密照片发布到网络。TAGS要求他书面道歉、接受心理辅导，并向投诉人赔偿6万令吉。男子随后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最终被驳回。
纪慧仪认为，这个结果让公众看到TAGS的裁决具有实际法律效力，高院的审查也为案件双方保留了一层程序保障，“无论哪一方在TAGS败诉，都还有一个途径，让法院再看一次。”
据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公布的数据，从2024年3月8日至2026年6月7日，共有99宗投诉提交至TAGS，其中80宗在首次听证后的60天内处理完毕，其余19宗仍在处理中。
“太少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数字并不能代表马来西亚实际发生的性骚扰数量。”纪慧仪说，“相比其他地区，吉隆坡等大城市的公众可能更了解TAGS。即便知道投诉途径，一些人仍会顾虑外界的眼光，放弃追究。”
当事人原则上不能由律师代理，在纪慧仪看来也是一把“双刃剑”。她接触过一些走完TAGS程序后才来咨询律师的当事人。有人能够独自梳理经过、保存证据，也有人没有充分准备，不知道应当怎样陈述，更没有意识到裁决可能带来的后果。要求律师参与会提高成本，完全没有法律协助，又可能使双方无法充分陈述和举证。
裁决作出，并不意味着投诉人的诉求会自动实现。根据《反性骚扰法》，TAGS的裁决无正当理由超过30天不履行裁决，也构成犯罪。
刘洋至今没收到肖奇的道歉。据她讲述，她后来向马来西亚警方报案，警方没有继续调查。纪慧仪建议她继续向TAGS求助，跟进裁决的履行情况。
撤销、驳回与拉锯
国内一审败诉后，刘洋一度不愿再想起这件事。准备上诉时，她重新翻看案件材料，才又确认：“我不是拒绝了吗？我没理他，也说过‘你再这样我拉黑你’。”
2025年3月25日，成都中院受理刘洋的上诉。
“本案首先是一个涉外法律适用案件，其次才是一个性骚扰案件。”刘洋的二审代理律师万淼焱说，“依据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侵权责任一般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相关行为发生在马来西亚，因此，成都中院首先需要回答本案应该适用中国法还是马来西亚法；在确定适用马来西亚法后，还要回答另一个问题：TAGS已经就同一争议作出终局裁决，中国法院是否仍需进行实体评价？”在万淼焱看来，后者是本案更具规则价值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25年2月TAGS听证期间，肖奇曾向马来西亚方面提交中国法院的一审判决，要求终止审理。次日出席听证时，他又表示自愿服从马来西亚法律及TAGS管辖权，配合完成听证。
2026年6月10日，成都中院作出终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同时驳回刘洋的起诉。
裁定书认为，本案应当适用马来西亚法律。TAGS已经就同一事实作出支持刘洋诉求的终局裁决，针对同一事实，她“无权也无需再次提起民事诉讼”。因此，成都中院无需再对同一争议进行审理和评价；本案属于不应受理的案件，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这意味着，一审关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肖奇构成性骚扰的实体判断不再生效；但对于相关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成都中院认为不需要重新判断。拿到裁定结果的刘洋如释重负：“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有效判决判我输，但我有一份判我赢的判决书。”
“在准据法适用、TAGS终局裁决以及跨境程序规则共同作用下，中国法院最终没有继续进行实体裁判，也没有在国内形成可以直接执行的责任承担结果。”万淼焱说。
▲2026年6月1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同时驳回刘洋的起诉 图/受访者提供
二审之后，拉锯仍未结束。2024年，郭磊曾在社交平台发帖讲述此事，帖子于当年10月删除。肖奇认为相关帖子及媒体报道构成对他的诽谤、网暴，先后向重庆、成都的法院或公安机关提起诉讼、自诉或报案。刘洋夫妇否认相关指控。据万淼焱提供的法院材料，肖奇目前已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此前，肖奇曾向律师发函施压要求不准代理刘洋后续案件；对刘洋夫妇提起刑事自诉并附带民事诉讼，后被新都区法院以缺乏罪证为由驳回。
每次有新的程序，刘洋就要再次接受询问，重新讲述这段经历。二审结束后，她的睡眠一度好转，新的诉讼或报案出现时，失眠又回来了。
“我倒想翻篇。”最初起诉时，刘洋以为事情很简单：法院认定性骚扰，肖奇停止骚扰，她就安全了。“我以为起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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