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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百年前，李惠堂是驰名神州的“球王”，“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说法广为流传。他以“体育家”的身份跻身社会名流，逐渐成为被追捧的大众偶像。
祖籍广东五华、出生于香港、在上海横空出世，并在1936年出征奥运的李惠堂，并非“大众偶像”那么简单。一百年后的今天，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赵峥推出专著《“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时代（1925-1945）》，带领读者重新认识李惠堂巅峰时期的足球生涯和足球思想。
赵峥告诉南都N视频记者，九十年前，李惠堂以中国足球队队长和中国代表团旗手的身份，登上奥运会的舞台，虽未能如愿创造辉煌的战绩，但也代表了那个年代的中国在国际体育中所能达到的高度，其筚路蓝缕的足迹、艰辛探索的精神和放眼世界的胸怀，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广东梅州五华奥体中心惠堂体育场，李惠堂雕像。受访者拍摄
一场“后学”与“老师”的对抗
南都N视频：对于中国足球队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李惠堂有什么期待？
赵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虽自19世纪末即开启其复兴进程，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迎来其第一个黄金时期。不管是相较于以往只在亚洲进行的远东运动会，还是比之于只派出刘长春“单刀赴会”的洛杉矶奥运会，1936年的柏林对于中国而言，都意味着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通过体育让世界看到自身的机会。
1925年《图画时报周刊》刊载的李惠堂照片。
而唯一在远东运动会上长期保持冠军锦标的中国足球队，就成了中国在柏林实现突破的最大希望。中国足球队的领军人物李惠堂，不但凭借其运动资历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而且在新闻媒体心目中也是有可能创造新的历史的关键人物。
李惠堂虽已年过三旬，在当年已属“老将”，但他在1935年全国运动会上以现象级的表现，证明了其具有“宝刀不老”的实力。对于此次奥运会，李惠堂也满怀期待。在他看来，中国队与欧洲和南美的世界级强队相比，固然存在极大的差距，但在世界足球舞台上与“世界巨头”一较高下，“方能扬我近代进化于海外，而使外人知我青年为不可轻侮耳”，通过足球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仁侠精神”与“士君子风度”，“给世界人士明了中国近年来也有新时代体育的追随”，有着超越体育范畴的意义。
南都N视频：柏林奥运会上，中国足球队首战即遇英国队，李惠堂是怎么看待的？
赵峥：在前往柏林的途中，李惠堂和中国队获得了将在首轮淘汰赛中与英国队对阵的消息，在心理上遭受沉重一击。由于对手英国具有“足球王国”的光环，包括李惠堂在内的中国队球员深知胜机渺茫，“像冷水淋头般颓丧失望”。
但在抵达柏林后，李惠堂通过与英国队教练的接触，了解到英国队系临时组建，缺少磨合，从中看到争取胜利的一线曙光。一位旅欧华侨在来信中也告知，英国业余球员的实力并不突出，中国队与之完全具有一战之力，若能“将英伦淘汰”，“则全球耳目，必为之一新耳”。这封来信在精神上给了李惠堂极大的鼓舞，激发起他挑战强敌、创造历史的壮志雄心。
中英对决前中国足球队合影，前排中为李惠堂。
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且在当时具有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所以这场比赛被李惠堂形容为是一场“后学”与“老师”的对抗。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派出足球队参加奥运，并与英国对垒，也引起了欧洲各界的兴趣。《柏林日报》在展望奥运会足球赛时，甚至认为“新从东方来的中国”和“素执世界足球牛耳的英国”之间的这场比赛颇具悬念。这场比赛虽然只是奥运会足球赛首轮的一场普通比赛，但在各种场外因素的作用之下，也形成了很多看点。
“亦知中国青年亦有可为也”
南都N视频：1936年8月6日，中国队以0比2败于英国队，未能创造预想中的奇迹。对于比赛结果，当时李惠堂有何分析？
赵峥：在场的中国官员、记者和观众大都认为中国队“技不如人”，但表现尚可，可谓“虽败犹荣”。但李惠堂在两个多月后发表的《追记中英之战》的文章中，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两个队在场面上势均力敌，中国队完全有机会赢得比赛。比赛的前十五分钟，中国队占据优势。孙锦顺错失一次破门良机，未能使中国队在比分上占得先机。下半场比赛的前二十五分钟，比赛仍呈均势。即便随后被英国队连下两城后，中国队也在积极反扑，力图扭转败局。李惠堂认为，中国队的技术不逊于对手，如果能在赛前热身、精神调节和门将人选的安排上作出更正确的应对，有可能改写失败的结局。
中英对决赛场瞬间。
李惠堂的懊恼与不甘，既是其作为参与者渴望创造历史的心态所致，又与受到其它比赛结果的刺激有关。一方面，在首轮比赛中晋级的英国队，很快止步于第二轮，被李惠堂眼中“平平无奇”的波兰队淘汰出局。李惠堂表示，“这样一来，从比较中越显出我们的渺小”。另一方面，长期在远东运动会被中国队压制、在李惠堂眼中“球艺平庸”的老对手日本队，竟然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逆转欧洲强队瑞典，缔造“柏林奇迹”，获得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媒体如潮好评。日本队在奥运会上的突破，更使中国足球队的失意，成为整个代表团无所作为的缩影，加剧了李惠堂心中的“意难平”。
南都N视频：此后李惠堂对这段奥运之旅，是否有更多不一样的思考？
赵峥：尽管在柏林的失败，令“球王”情绪低落，但他对足球在推动国际交流方面的独特功能，始终深信不疑。他一直以文明交流互鉴的眼光和格局，肯定足球队“远征”在“发扬国民精神”“改变外人藐视心理”和“敦睦友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1937年3月，他在香港广播台发表演说、回望此次奥运之旅时，即将此次奥运之旅纳入“历次远征”的叙述脉络，阐述其积极意义。他表示足球队作为“我国体育公使”，在“沟通文化，增进邦交，联络好感，屏祛隔阂，变换外人不良心理，提高国际地位”方面一直发挥积极作用，“实非今日他项运动所能收同样之美绩”。
1936年《良友》刊载，李惠堂率中国队在荷属东印度同当地球队比赛。
中国足球队的奥运之旅，除柏林的中英之战外，也包括赛前在南洋的热身，与赛后对欧洲的访问。这些在欧亚各地的体育比赛和文化交流，使外国人士“一新耳目”，“知中国现代亦在追随体育中”，“亦知中国青年亦有可为也”。
四年之后，正在香港积极支援祖国抗战的李惠堂，在一次演讲中再次提及1936年的相关经历，并结合历年外访的情况断言：“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足球员为其祖国所尽之宣传工作，实努过一番大力，倘非中国足球队曾屡作海外之行，则外国决不知我国之现代运动及其他事业，已在大大进展中。”
既“复杂”又“简单”的李惠堂
南都N视频：1948年，李惠堂还参加了伦敦奥运会，他对此有无相关记载和心得？
赵峥：柏林奥运会十二年后，已经退役的李惠堂以教练员的身份，再次率领中国足球队出现在1948年的伦敦奥运赛场。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中国足球人才青黄不接、阵容不整，已不复战前“黄金一代”的实力和雄心，首轮即以0比4的比分大败于土耳其队，被淘汰出局。
李惠堂在赛后复盘时表示，中国队在参赛的十八支球队里，实力高于阿富汗、美国和印度，与高丽、卢森堡、法国和墨西哥具备一战之力，与其余球队则存在明显的差距，输球并不意外，今后应聚焦于“治本”，“希望政府和社会人士普遍推行，从头训练”。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录的《1948年中国世运足球队签名信笺》。
第二次奥运会的失败，并未使李惠堂怀忧丧志，自怨自艾。他在赛后留在英国，进入罗布雷学院的教练培训班进修，成为第一个考取国际级裁判证书的中国人，并在之后观摩了英格兰各级职业联赛的比赛，在阿森纳和切尔西这两家著名球会进行了学习和交流。
李惠堂将此次英伦之行的见闻、经历和感受，撰成题为《留英散墨》的文章，交由香港报纸连载。他在文中表示：“我们一向只靠着无师自通的去理会，无怪进境的速率像蜗牛，无怪水准不易上升。以中国之大，真应该多派些体育界的朋友到英、美、瑞典诸地实习，去领会，去探讨，归国后从普遍方面去提高体育水准，去奠定整个民族健康的基石。”
可以说，1936年和1948年两次奥运之旅对李惠堂而言都是一次“开眼看世界”的经历。他在与外部世界的交互中，看到自身的局限，也找到努力的方向。
南都N视频：近年来，关于李惠堂的传说很多。在你心目中，真实的李惠堂是什么样子？
赵峥：当年，李惠堂是国家英雄、媒体宠儿和大众偶像，有着极强的人格魅力和时代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人。
1928年《良友》所载，李惠堂与历年参与比赛所得之奖品。
“复杂”之处在于他的经历与阅历。李惠堂的足迹遍及香港、上海、南洋和欧洲，领域涉及体育、教育、商业、政治和文化，思想融传统、古典、现代、新潮成分于一炉。他踢足球也打网球，做过教师也担任过记者，是商人也是政治人物，读中国古典也读五四新文学，说中文也说英文，讲粤语也讲上海话。我们很难用某一种社会职业去标记他，用某一个身份标签去定义他，用某一种单一文化去理解他。“球王”这个时人加诸他身上的称谓，体现的也是那个时代古今、中西、新旧多种关系纠缠互渗的复杂性。
李惠堂的“简单”之处，在于他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方面，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希望通过发展体育运动，让中国人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让古老的中国焕发现代文明的光彩。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渴望通过体育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实现人类的和解和世界的大同。用历史学家葛兆光在《上学记》序言里的话说，就是“以世界主义的面目成就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目标接受世界主义”。
“又岂关系于足球界而已耶”
南都N视频：李惠堂的足球人生和思想，对当下还有哪些参照和裨益？
赵峥。
赵峥：作为一个思想者和行动者，李惠堂所留下的思想资源，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掘。在我看来，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尤为重要。
首先，发展足球运动，关系国家民族的振兴。他在1930年出版的《足球》一书中表示，自己希望“为球界谋再接再厉之举，为艺术作登峰造极之图，务使绵历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之古国人士，声威播于遐迩，勇毅振乎殊俗，藉挽狂澜于既倒，而系国脉于垂危”。在他和同时代的精英心目中，之所以推崇足球这项运动，不仅在于它已经成为风行于全球的“球战”，而且在于这是一项体现“联合团结”精神的“团体运动”，“端赖全队神通意会、共同合作而取胜者”，通过足球可以凝聚“一盘散沙”的民众，实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奋斗目标。
时至今日，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地位更加巩固，足球在中国也依旧承载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依然沿着当年李惠堂所开辟的道路，艰难而坚定地跋涉着。我们对于足球的“执念”，用李惠堂的话说，“又岂关系于足球界而已耶”。
其次，发展足球运动，核心在于人格的培养。通过体育运动培育“新民”，是包括李惠堂在内的一代中国精英的核心关怀。他曾经指出：“足球场，非单纯为嬉戏以表演技术，这小小方圈，是勇毅果决的养成所，是心力智慧的实验室，是寻师访友之好去处，是立品进德之陶冶炉，慧眼观之，直是洞天福地。”
五华县李惠堂故居，相传为李惠堂幼年时用来练习射门的狗洞。受访者拍摄
他通过自己的宣传和实践，展现了足球这项运动的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嵌入这项运动深处的行为逻辑、道德伦理、生存困境和情感浓度。这是李惠堂在时代的前沿之上汇通中西新旧，留给中国足球乃至整个中国体育的宝贵遗产，是“中华体育精神”的生动写照。
最后，发展足球运动，重在社会层面的普及。这是一项涉及千千万万人的艰巨事业，离不开全社会对于足球的关注、理解和参与。
对于足球与社会的关系，李惠堂有着极为深刻的体认。他在1937年的一次广播演讲中指出，“余谓足球对我国，尤有密切之关系，非云足球队能称王宇宙，即可踰登列强之上、雄霸环球也，其最要目标，实为利用足球之普及力而引动国人兴趣，使人人均知体育之益，使知体育为强种之基础”。他在抗战时期撰作的笔记中也写道，“提倡足球，须从普遍方面着想，不求畸形发展，假若我国蓦地产生了十一个出类拔萃的超越良材，纵横捭阖，踢平了四海五洲，如果事事未上轨道，也不见得马上可以国富民强”。如今，我们更需要这样的耐心和远见，让足球运动在中国社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向前发展。
出品：南都即时
统筹：向雪妮 马辉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马辉网络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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